論張愛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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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了一停,又思索著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後,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革命。我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革命也全給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革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好的,╳╳╳╳╳╳╳╳╳╳╳╳╳╳╳╳╳╳╳╳╳╳╳╳╳╳╳╳╳╳╳╳╳╳╳╳╳╳╳╳╳╳╳╳╳╳╳╳╳╳╳╳╳╳╳╳╳╳╳╳╳╳但也沒有法子,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流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纔有的。幾十年來,英雄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裏救國救民。而人民,卻只是趕著看熱鬧,你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於這樣的人民「沒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人民纔不至於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 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餘興。「到底是上海人」裏讚揚上海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緬於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受,如「論寫作」裏說的有一種「壅塞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裏說的「去接近日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裏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爽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於「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而訴之於理性。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看著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後面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性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後是被吸收到基督教裏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新生,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裏所寫的,人們倦怠於生活,盛行了諷刺,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刺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後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後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著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於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刺。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刺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於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裏就有諷刺,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革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刺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於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後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刺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於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後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於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裏霓喜過的那種日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饑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精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後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裏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高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膩與刺激,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裏邊有著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鎖記」裏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女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刺激也沒有用,人後成了麻痺,如同「年青的時候」裏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 紹興戲的母親,庸俗的姊姊,過的日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裏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裏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衣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裏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裏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著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裏,她把事事物物養在水盂裏,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衣著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 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上海人」裏她讚美上海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身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裏她神往於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裏有一句:「午後庭院裏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於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悽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女神裏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後,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於「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現收於胡著《中國文學史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