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欣赏宣文将他的作品编为这样三个部分：“求新”；“求实”；“求美”！
　　这些作品，全是宣文在政务之暇伏于案头笔耕的收获。书名曰“夜话”，既令我黯然地想起《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一股敬佩感油然而生，又使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宣文这个胖子于夜深人静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辛苦之态。有人说写作是件愉快的事，每当灵感来临作者竟会舞之蹈之，而我却深感写作不是美差。如有愉快，也只产生于完成之后，其实，煎熬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并且，煎熬还是从肉体直到灵魂的。就拿灵感来说吧，那何尝不是灵魂煎熬的结果呢？而只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者，即使在作品完成之后也享受不到愉快，因为没有一篇作品对他来说没有遗憾。
　　于是，我就费解了，他何苦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或曰不好好地当他的官，每宵每晚甘愿受这种煎熬？如今，你要向官调查，官肯定会回答你在三百六十行里数当官最累，你要问老百姓，老百姓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当官最舒服。照前者说，宣文又何必累上加累，按后者看，他何不去享那个清福？
　　捧起宣文交给我的这一叠稿件，我有点明白了：“求新”、“求实”、“求美”，这大概就是他本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因而才自找苦吃的吧。
　　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人了。
　　我和宣文结识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虽不常见面，但在一个城市（即所谓的“凤城”），还是互知情况的。十几年来的改革风风雨雨，作家不太好当，官也不太好做；见识了多少世态，勘破了多少人情。当作家的，因为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免有些冷落感；当官的，由于老百姓的期待值升高，自以为给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也很难得到市民的赞扬，不免会有些委屈。如今世态的炎凉已不同过去的世态炎凉。在这种情况下，宣文在当官之暇还要掺合到文学里来当个业余作者，热闹凑不上，委屈就可能加倍。但他仍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使我有些感佩了，尤其在这个“凤城”。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历史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
　　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求实、求美”的追求。既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