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去很坏……一向如此，他们常常在第五大道旅馆见面。”我母亲这么说，好像那一越轨的情景增加了她所提起的那对男女的罪过。她斜挎着眼镜，看着手里的编织活，声音厚重得嘶嘶作响，好像要烤焦她毫不倦怠的手指间编织的雪白童毯一样。（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乐善好施的人，然而说出的话却尖酸刻薄，一点也不慈善。）
    “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见面，”这句话对我记忆中的纽约旧事概括得多么准确啊！过了一代之后，谈起像利齐-黑兹尔迪安同亨利-普莱斯特之间这样的风流韵事，人们一定会说：“他们在旅馆见面。”时至今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处女仍然在靠咂摸年轻时酿造的陈年老酒度日外，谁还有兴趣追忆那样的陈年旧事？
    生活的变化飞快如梭，人们的好奇心无法老是停留在感情关系的某一点上；正像老西勒顿-杰克逊回应我母亲的话时，透过他那完美的“瓷器”咕哝的那样；“第五大道旅馆？如今，第五大道中央也许是他们见面的地点，管你有没有人注意！”
    然而，我母亲那刻薄的话猛然激起我对孩童时的一件小事多么强烈的记忆啊！
    第五大道旅馆……黑兹尔迪安夫人同亨利-普莱斯特……联想到这些名字，一下子将她的谈话定格在我记忆中的一点上。这如同探照灯在旋转照射，当人们正在注视着它的光柱所及的每个光怪陆离的图像时，却突然卡住不动了。
    那时，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放假在家。我的外祖母帕雷特仍旧住在西二十三大街的那所外祖父年轻时建造的房子里。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一想到生活在联合广场以北的危险就震颤不已——随着时光的流逝，雨后春笋般的新建房屋推进到派克大街，规模超过了第十三大道，将瑞泽尔瓦大街连接在一起，将我们夹在崇尚贵族生活的南方和物欲横流的北方间的那一潭沉闷的死水中。我的祖母和父母回首那段日子，带着开玩笑似的将信将疑。
    甚至在那时，纽约的时尚已变化得很快了。我儿时的回忆几乎不能触摸到那段日子，外祖母身着缀满花边饰带、闪亮夺目、走起路来沙沙作响的衣服，在那几个已经成了家的长相俊俏的女儿搀扶下，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老西勒顿-杰克逊是一位社会风俗已经过时，但却假装对其变化从未觉察出来的人。他强调，迎新仪式除了在荷兰后裔家庭中举行之外，从未被认真地对待过，那就是亨利-万德-鲁西顿夫人为什么在她的朋友都关起了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以一种勉勉强强半是道歉的方式，始终抱定它不放的原因。那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选择那些不合时宜的人庆祝节日的那一天到城外举行聚会的原因，那常常是他们离家在外的借口。
    祖母当然不可能再迎接新年。然而在她看来，冬天出城是件极其古怪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今纽约的房屋里配有新式的取暖炉，光彩奇目的枝形吊灯照得满室生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更为古怪了。不，谢谢你……对于那些穿着凉鞋，衣衫褴褛，满身冻疮的那一代人，无所谓冬天。他们在没有取暖设备，没有明亮灯光的屋子中长大。当他们发觉在纽约的生存竞争中吃不消时，便乘船运行到意大利去死。因而外祖母同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元旦这一天仍旧呆在城里，用家庭团聚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天，那是圣诞节的延续和补充——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人来说，没有礼物和葡萄干布丁，节日宴会便显得苍白无力，黯淡无光。
    这一天仍倍受欢迎，因为有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可以大吃特吃，四处游荡并且欣赏窗外的风景。纽约的上层社会中荷兰人的习俗仍然风行。然而在这一天，我们没有躲在厚玻璃之后，从那里观察滑稽可笑的绅士们一路小跑，外衣领几乎遮不住晚礼服的领结，从棕色的房门里穿梭来往，走亲访友。我0］正静静地打扫一片狼藉的午餐桌，这时一个仆人冲进屋里，说第五大道旅馆起火了。
    噢，有好戏了，该是多么有趣啊！外祖母的房子恰好坐落在那座白色大理石镶砌的宏伟大厦的对面。无论何时，当我充当小差役或是给长辈们买晚报路过此处时，总是禁不住联想到那里面铺着厚厚的地毯，有温暖的无烟煤壁炉和热气腾腾的咖啡。
    那座旅馆尽管仍然肃穆气派，但却不再时髦。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清楚去那里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常常光顾的是些“政客”和“西部人”。说起这两种人，我母亲的悟调俨然是把他们归入文盲和罪犯之列。
    然而正是基于那个原因，人们还是渴望从旅馆的灾难中获取更大的乐趣；那天早上，我们不正是怀着无限的乐趣，观看了为新年招待会而准备的载着巨型花架和塔状的雪白大蛋糕的盛大游行队伍穿过马路了吗？这是这个区域里大家的一项共同活动。作为旅馆“客人”的所有太太们都挤在张灯结彩的公共营业室里，一起迎接它的到来。那些留着长发的绅士们，一副皇家派头，戴着白手套，从两点钟开始就急着往狂欢地点跑。现在多亏了这场应时的大火，使我们兴奋不已。我们不仅可以观看消防队的灭火动作（纽约青年的最大乐趣），而且还可以亲眼目睹那些太太和她们的客人们，在滚滚浓烟中摇摇晃晃地逃向走廊。大火危险的想法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热望。那房子建得坚固结实。纽约的那支扑无不灭的消防队已经到了门前，他们满身铝亮的铜器，头戴闪亮的头盔，骑着耀武扬威的高头大马，像桌上的银具一样闪闪发光：我那身材高大的表兄休伯特-韦森听到第一声警笛响，就迅速地冲了出去，一会儿便跑回来说危险都已解除，只是下面的两层房间里，充满了浓烟，注满了水。在一片慌乱之中房客们被转移到其它的旅馆。在这种时候，一个小孩除了享受无比的快乐之外，还会发现别的什么呢？
    我们的长辈，一旦平心静气，想法也和我们一样。他们坐在我们身后，目光掠过我们的头顶朝窗外观看，只听得他们快乐地咯咯直笑，笑声中夹杂着冷嘲热讽。
    “哦，我的夭哪，瞧这儿，她们都来了！过新年的太太们！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个个袒胸露背！哦，瞧那肥婆头上别着的纸花……我的天，全是纸花，那大概是从蛋糕上掀下来的吧！哦！哦！哦！”
    萨比娜-韦森姨妈不得不用带花边的手绢捂住嘴，同时裹着丝绸衣服的结实身体高兴地抖动着。
    “好啦，我亲爱的，”祖母轻声地提醒她，“我们年轻时，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穿这种低胸的裙子。”
    没有人听她讲。我的表妹凯特，总是喜欢模仿萨比娜姨妈的一举一动，这会儿也高兴至极。她拧了一下我的胳膊说：“看看她们那副慌不择路的狼狈相！大厅里一定满屋浓烟。哦！这位还更滑稽；头上还别着一根长长的羽毛！奶奶，你们那时大白天头上也插着羽毛吗？哦，别让我相信这是真的！这儿还有一位戴钻石项链的，还有这些打着白领结的绅士们！以前爷爷也在下午两点钟打白领结吗？”对于凯特一切都毫无庄严可言，她对祖母略带责备的颦眉佯作不知。
    “哎，直到今天，在巴黎参加婚礼时他们还穿晚礼服，打白领结。”西勒顿-杰克逊带着权威的口气说道。“当查尔斯顿家的米妮-特雷萨姆和达克在马德莱结婚时……”
    甚至连西勒顿-杰克逊的话都没有人听。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声嚷道：“哦！那儿跑出来一位没有穿晚礼服的太太！”
    他的这声惊叫引得所有的目光一齐投向那个人，她刚跑到门口，有人突然怪声怪气地又补充道：“唷，她的身材倒是很像利齐-黑兹尔迪安……”
    接着便是一阵死寂，那个没有穿晚礼服的太太停了下来。她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帽子上的面纱向上撩起，面向着我们的窗户。她穿着一条朴素的黑裙子——朴素得近乎显眼——她伸手去摸花团锦簇的面纱，迅速地拉开来罩在脸上，所用的时间之短几乎不易觉察。但年轻的我目光敏锐，即便是难以觉察的瞬间我也能捕捉到。她是漂亮呢还是仅仅与众不同？我能感觉到那张略带苍白的鹅蛋形脸上，精心勾勒的双眉间，温柔多情的唇间绽露出的震惊。那张脸显出一副饱受惊吓的怪相。藏匿在孩子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一种神秘的东西，那样丰富、神秘而强烈，突然间似乎呈现在我的面前……在向我飞快地一瞥间，她的面纱掀开了。
    “那是利齐-黑兹尔迪安！”萨比娜姨妈气喘吁吁地说。她敛住笑容，皱巴巴的手绢掉落在地毯上。
    “利齐，利齐，”这个名字反复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声调各不相同，有的谴责，有的沮丧，有的还半遮半掩，不怀好意。
    “利齐-黑兹尔迪安？她会跟那些盛装打扮的太太们在元旦这一天从第五大道旅馆中冲出来吗？但她究竟在那儿干什么？不，胡说！这不可能！”
    “瞧亨利-普莱斯特和她站在一起。”萨比娜姨妈突然压低声音说。
    “跟她？”有人说。“哦……”我母亲不觉浑身一震。
    家中的男士们一言不发，但我发现休伯特-韦森的脸胀得通红。“亨利-普莱斯特！”休伯特总是张口闭口地说起亨利-普莱斯特，令我们这群年轻人厌烦。休伯特所指的这家伙三十岁，在他眼里、亨利。普莱斯特是翩翩绅士的代表。结婚了吗？不，多谢你。那种人才不会受家庭的束缚呢，他太迷恋于女人圈了。休伯特佯装出一副不太成熟的假笑暗示道。他英俊，富有而自立，一个全能运动员，好骑手，神射手，呱呱叫的快艇手（获得船舶驾驶资格证书，经常驾帆航行，满屋摆放着比赛中获得的奖品）。他经常举行最好的小宴，人数从不超过六位，手上夹着的雪茄比老比恩-弗特的还要粗，对于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也包括和休伯特同龄的人来说，他彬彬有礼，体面大方。简而言之，他集各种才能于一身，头脑灵活，体魄健壮，成为休伯特眼中一位神秘玄妙而讨人喜欢的人物，一个世间奇才。“正是这家伙”，休伯特总是严肃地作出结论。“假如我不愿让家庭烦扰，他就是我应该仿效学习的家伙。”一想到我们的老体伯特要遭如此困境，我们的心中有一丝并不痛苦的凉意。
    没有亲眼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式人物，我的心中有些遗憾，然而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女人。现在这一对男女淹没在人群之中了。
    窗边的这一群人依旧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静。他们好似受了惊吓，但给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显出惊讶的神情。即使是我这个孩子都能感觉到，他们刚刚看到的一切，显而易见只是验证了某种他们一直就有心理准备的事实。我的一个舅舅最后嘘了一声口哨，遭到了妻子的冷眼警告，便只含糊其辞地说了声“我不是人”。另外一个舅舅娓娓而谈他年轻时目睹的一场火灾，然而却未引起大家的注意。母亲神情严厉地对我说：“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该去预习功课。”这显然对我不公平，她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烦扰与不安。
    “我不相信，”祖母低沉的声音中带着警告，反对和要求。我看到休伯特感激地偷望了她一眼。
    但还是没有一个人听她言语。一双双眼睛依然盯着窗外。挂着陈旧蓝布帘子的“老马”赶来接这些体体面面的受难者。由于这一天出奇地寒冷，照耀纽约的太阳光宛若一根根冰柱叫人不寒而栗。女士们钻进了老式车里，个个都恢复了平静，车里堆满了她们脱下来的衣物，然而她们的温文尔雅的侍者“活像白兔一样”，凯特乐颠颠地说。他们不断地在门口闪现，十分殷勤地跟在那些挎着小包，提着鸟笼，拉着小狗，衣着华丽的贵妇身后晃来晃去。然而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也觉察到，祖母屋里的人没有一个对这一切给予丝毫的注意。每个人的思绪都急切而深藏不露地跟随着那两个与其他人毫不相关的人的一举一动。整个过程——发现、评论、默默的目视——总共持续了一分钟，恐怕还不足一分钟，在六十秒结束之前，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莱斯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就在旅馆中的人继续往街头涌现的当儿，他们早已一起离去或早已分道扬镳了，但祖母屋里的沉寂久久未被打破。
    “好啦，一切都结束了。消防队员们又在往出走了。”终于有人说了句话。
    我们这些少年人对此都非常关注；然而我觉得大人们却对如此盛大的场面漫不经心。那可是只有纽约才有的户外娱乐活动：醒目的红色救火车上架着红色的梯子，头戴防护帽的灭火队员，在救火车一辆接一辆叮铃当嘟地离开时，鱼贯跳上救火车，一对对胸膛宽阔的黑马，整齐划一地迈步前进。
    我们默默地、不大情愿地离开窗口，回到楼下客厅里的壁炉边。大家没精打采地闲扯了一会儿，母亲首先起身，把手中的编织活放进包里，又重新用那严厉的腔调对我说：“我看你跟前跟后地看救火车看困了，预习不成功课了……”她言不衷的话语，我虽不理解，但我又一次从中觉察出，目睹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莱斯特一起走出第五大道旅馆时，她纷乱的思绪。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将那个短暂的印象同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