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莱恩说得对，让比尔·格雷西寄居在家可不像收留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观望着我们谈话的后果，感到惊奇。
    纽约——德莱恩家的纽约——毫不犹豫地站在莉拉一边。当时社会对酗酒和不忠的态度仍旧是坚定不移的；一个不得不从俱乐部引退的人就等于跌入了很可能是无底的深渊。两三个认为德莱恩的行为“挺好”的人急忙又追加上一句：“但是他应该在乡下某个安静的地方为老人买一幢房子。”把比尔·格雷西禁铜在乡下的一个安静的去处！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闹得邻里鸡犬不宁。他根本不是他人能管得住的；这一点德莱恩明白，因此就面对现实。
    在整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中，没有比格雷西先生自己对这一点的洞察更奇特、更出人意料、更有趣的了。他也逐渐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别无选择。
    “他们是不得已让我呆在这儿的，天哪；我自己也明白。像我这样的老祸害……不可能受人的信任！海利一开始就清楚——好小子，我的女婿。他直言不讳地给我讲。说：我是信任不过你的，父亲，……直截了当说给我听。天哪，如果早几年他像那样跟我说话，我就顾不得后果了！不过现在我可由不得自己了……我只好忍受着让人家像对待婴儿似的对待我……当即我就原谅了他，先生——当即。”他漂亮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把一只又软又老、布满青筋和黑斑的手从桌子的那边向我伸过来。
    他的到来实际上造成了德莱恩与世隔绝的状况，我是他们家仍然能见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我知道莉拉感激我的到来。但我并不需要那种鼓励。即使我能给德莱恩一个消极的支持，那也足够了。开始的几个月真是可怕，但是他显然在对自己说：“事情会慢慢安顿下来的，”便只是耸起他宽阔的肩膀去迎接暴风雨。
    事情并没有安顿下来；因为怀现到比尔·格雷西身上，事情就继续处在一种沸沸扬扬的状态中。晚辈的孝敬，上好的食品，以及早睡早起使这个惹事者的健康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变得精力旺盛、傲慢而狡黠。幸好他的第一次放肆导致了旧病复发，连他自己也惊恐不已。他知道自己的抵抗力完了，由于对自己的困境过分敏感，他再次背上了伤心的包袱。然而他从来不是个被动的人。他总得扮演某种角色，通常给别人造成祸害。
    一天一位穿着耀眼的女士强行闯进门来找他，房子里回响着她的斥责声。莉拉不让孩子们插手这种场面，而且当圣诞节儿子们回家时，她把他们送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家庭教师那儿，自己则和小女儿去了佛罗里达。只剩下德莱恩、格雷西和我享用我们的圣诞火鸡，我不知道德莱恩在华盛顿医院的那个古怪的朋友对这样过节会怎么看。格雷西先生百感交集，他用一种诲人不倦的絮叨来回首往事。“毕竟，女人和孩子总还是喜欢我的，”他总结道，一颗泪珠挂在睫毛上。“但我是你和莉拉的祸根，这我知道，海利。这是我唯一的长处。我想——这我的确知道！好吧，从现在起改过自新吧……”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公司的头儿布罗德先生打发人来叫我，我对这次召见既感到吃惊又感到焦虑，因为我并不被常常唤去目睹他的威仪。
    “德莱恩先生对你的能力评价甚高，”他开始亲切地说。
    我鞠了个躬，想到这可能是个晋升的暗示，有点飘飘然；然而布罗德先生接着说：“我知道你常在他家。常听他说你是他的忘年交。”晋升的希望破灭了，但我并不懊悔。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反而更好。我又鞠了一躬。
    布罗德先生有点尴尬了。“你常在威廉·格雷西先生的女婿那里见到他吗？”
    “他就住在那儿，”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布罗德先生叹了口气。“是啊，德莱恩先生做了件好事……但是他真地意识到后果了吗？他自家的成员都站在他妻子一边。你会对我如此坦率地讲话感到奇怪……但是我被问及……据说……”
    “如果他不住在那儿，就得进排污沟了。”
    布罗德先生更深地叹了口气。“哎，问题就在这里，也许你会间我为什么不直接跟德莱恩先生说……然而这太微妙了，他这个人又不太爱说话。再说，还有些慈善机构嘛……你不认为那儿有办法可想吗？”
    我默不作声，他握着手喃喃地说：“这个你要保密，”他示意让我走。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感到既然布罗德先生通过与我商谈来强调此事，情况一定很严重。
    纽约，为了自己心安理得，最终认定海利，德莱恩有些“异常”。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在他家里打得火热；难怪可怜的莉拉认为这里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观点神秘而又隐蔽地迅速向四处传播，使我为接着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
    复活节期间有一天，我去德莱恩家同他们一块儿吃饭，发现家中只有男主人和老格雷西，我断定莉拉又带着孩子们走了。她的确走了，走了一个星期了，而且刚寄了一封信给她的丈夫，说她和小女儿正要从蒙特利尔启航。儿子们将和一个可靠的仆人一道回格罗顿。由于她不愿意指责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与她一致认为的一件轻率的慷慨行为，她也就没再多写什么。他知道她被他强加给她的压力压跨了，并且愿意理解她想要暂且离开的心情……
    她已经离开他了。
    那时候，这样的事件可不像后来那样理所当然。而且我怀疑，对一个像德莱恩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否本该会轻一些。自然那个晚上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最阴沉的一个夜晚。在博尔顿·伯恩受罚的那天我有同样的印象：觉得德莱恩对舆论毫不在乎。他知道舆论偏袒他的妻子，但我相信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他妻子自己对他的行为的看法也没有影响他。这可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发现真正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孤独。他思念妻子，盼她回来——她在跟前婆婆妈妈耍小性儿是他在世界上最不能舍弃的东西。但当他告诉我他妻子的所作所为后，只是加了一句：“我看是没有法子了，我们俩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又一次诧异地看着他。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而我嘴里却说：“这可能就是你华盛顿的朋友告诉你的吧？”就在我们留连的餐厅门口，格雷西先生通红的面孔、不值得敬重的赤褐色的头发出现在我们中间。
    “海利，你瞧。我们玩一盘怎么样？如果想把我像一个顽皮小孩那样在十点钟就打发上床睡觉，你起码得先让我玩一把牌。”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就进书房了。他接着补了一句沙哑的旁白：“如果他想像莉拉那样指挥我，那他就错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她已经走了，如果我又来受欺负，那就真该死。”。
    那样的威胁是格雷西先生顽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耀。这种证实他的精神的反抗行为导致了一次严重的胸膜炎发作。德莱恩以极大的耐心服侍了老人，经过这场病他萎缩了，干瘪了，就连最后一点赤褐色的痕迹都从他那稀疏的鬈发上消失了。昔日的自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点点无害的闲谈了。
    德莱恩教他玩单人牌。他常常在书房的炉火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望着纸牌出神，就是跟孩子们的鹦鹉说话。他对这只鹦鹉的精心喂养和照料令人感动。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为最小的外孙集邮。由于他日益增长的和蔼和幽默风趣使他深得佣人们的欢心，以致于一名可靠的女佣由于偷偷把鸡尾酒带进了他的房间而被解雇了。天气晴朗的日子德莱恩从银行回家早一点，总会带他出去散散步；有一天，在第五大街，我碰巧看见他们走在前面，我发现这位年纪轻的一个和老的一样，宽阔的肩膀开始弯曲，而且脚步还没有比尔·格雷西欢快的蹒跚轻松。他们看上去像两个老人在阳光灿烂的人行道上走每天规定的一英里路。比尔·格雷西再也不是这个社区的危险分子。莉拉也该回家了。但我从德莱恩那里得知她仍和女儿住在国外。
    社会总是尽快适应一切未经解释就强加给它的事态。我早就注意到，德莱恩从不解释；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那种消极特性。他大概不太清楚人们开始议论：“可怜的老格雷西——毕竟，他将有一个体面的结局。海利是做对了——他妻子应该回家与他共挑重担。”在大事上，他对舆论很不在乎，所以不可能注意到它的转变。他盼望莉拉回家，越来越挂念她们母女二人；然而对他来说，这件事没有什么“该不该”。
    有一天她回来了。离家使她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她衣着华丽，还结识了一位富有魅力的意大利贵族，此人要乘下班轮船来纽约……她准备原谅丈夫，委曲求全，顺从他，甚至喜欢他。头脑简单得令人吃惊的德莱恩把这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她的归来使他感到倒是自己做错了事，于是准备享受被她原谅的快乐。使她深得人心的是，她回来时正好赶得上抚慰父亲的风烛残年。这时的格雷西仅仅是一个拿退休金的温和老人，莉拉经常按时驱车带他出去，并且拒绝一些无聊的邀请，“因为她要陪爸爸。”总之，人们说她有孝心。她丈夫也这样想，并对这种信念感到欣喜。当时，德莱恩家的生活虽说沉闷，但还悠闲。遗憾的是老格雷西没办法再多活几年。他的存在使一度分裂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团圆。然而，这是他无法意识到的，他从一个快乐的老糊涂陷入昏迷，再走向死亡。全纽约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莉拉的黑面纱长短恰到好处——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人生自有其淡漠自身成功和掩埋自己失败的办法。在进展如此缓慢的一个社会里，德莱恩家的危机在人们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被平息了，遗忘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态度似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小圈子里的其他人对这一对夫妇的态度也没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莉拉由于在父亲病榻旁克尽孝道而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但作为一个可信的记事人，我必须追加一句，由于在脱掉丧服换上艳妆之前就热衷于和那位意大利贵族调情，从而减轻了这种敬重的分量。在如此的重大活动中，老纽约仍旧岿然不动。
    至于海利·德莱恩，经历了这次磨难之后，显得更苍老，更笨重，更加弯腰驼背了，除此之外，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我不大清楚，除了我自己，是否还有人意识到他经历过一场磨难。然而我的信念并不动摇。他妻子的归来又使他变成了原来的玩牌、跳舞、经常光顾赛马场的老绅士；然而我也见过海水退潮，花岗岩石从中冒了出来。发生了两次动乱；每一次都遵照周围的人莫名其妙的动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他的同胞所奉行的原则选定立场；然而海利·德莱恩的举动朋友们难以理解，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他做事的理由。这其中的谜仍无法解开。
    这个谜是否留到今天由我来解？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出人头地了，有时候我从银行走向住宅区时，我往三一教堂墓地的栏杆里面扫一眼，便感慨系之。他在那儿已沉睡了十多年了；妻子改嫁给一所蒸蒸日上的西部大学的校长，而且变得文绉绉的，好吹毛求疵。孩子们四零五散，都已成家立业。是老德莱恩的墓穴掌握着他的秘密？还是有一天我出乎意料地碰到了它，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出乎意料地碰到了它？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比尔·格雷西大故后不久。那个周末我没出城，在中央公园凛冽的蓝色的微光中长时间散步之后，我信步走进了自己的小寓所，发现海利·德莱恩宽大的大衣和高顶礼帽挂在门厅里，这使我吃惊不小。过去他常来我家串门，但大都是我们在宴会上碰在一起，在宴会结束后回家的路上他才来坐坐。他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又是个星期天，我吃了一惊。然而他抬起刚才还在读晨报的那张平静的脸。
    “你没有料到星期天会有人来吧？说句实话，我办完了一件差事。像往常一样，我想去乡下，但今天下午有场大型音乐会什么的，莉拉已经订了票；晚上阿尔斯特罗普家有宴会。于是我就顺便过来消磨消磨时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还有什么好干的？”
    这就是他，还是过去那个平常的老海利。他还是十分无聊，无事可干时，就打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这次他把我当成了可能的人选，我倒也很高兴。我大笑着把我这种想法告诉他。他也大笑起来——我们之间是兄弟般平等的交情——还叫我快看看我外出时送来的几封信。“天哪——你这家伙小小年纪怎么信就像雪片似的飞来！”他抿着嘴笑道。
    我撕开封口，浏览这些来信，这时我听到身后一声惊叫。
    “我的天——他竟然在这儿！”海利·德莱恩喊道。我回头看看他说的是什么。
    他拿起了一本书——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而书就在他的胳膊肘旁边，我猜想他已经把报纸上的水分榨干了。他把书递给我，没说什么，而他的食指压着打开的那页；他的黝黑的脸上闪着红光，手有点儿发抖。他的指头指的那页上有一个男人的铜雕肖像画。
    “这真的像他哩——不管走到那儿，我也会认出他穿的这身旧衣服，”德莱恩兴奋极了，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我拿过书，先凝视那幅肖像画，再来注视我的朋友。
    “你在华盛顿的朋友？”
    他激动地点了点头。“就是我平常跟你说起的那个家伙——一点儿也没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副样子，笑容闪出来飞到酒窝上。仿佛密密麻麻的酒窝网在他那张快乐的脸上闪光。他的眼睛又出神了，好像在凝视着看不见的景象。最后他的目光又返回到我的身上。
    “那老兄到底是怎么把他的肖像弄到书里去的？有人在写他吗？”他那呆滞的好奇心又苏醒了。于是他伸手要那本书。但我把它缩了回来。
    “有不少人在写他；可这本书是他自己的。”
    “你是说这书是他写的？”他半信半疑地笑了笑。“嗨，那穷光蛋可没受过什么教育呀！”
    “也许他受的教育比你想的要多。让我再看看这本书，然后读一点给你听。”
    他表示同意，不过我可以看出他对那一页产生的疑虑已经遮暗了他的兴趣。
    “他写的是什么事？”
    “就是你的事。现在听着。”
    他重新坐到扶手椅里，摆出一副痛苦的专注神情，我坐下读了起来：
    灰蒙蒙的黎明时分军营里的一幅景象。
    我睡不着，一早就走出了帐篷，
    空气清凉，我在医院帐篷附近的小径上漫步，
    我看见三个形体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却无人照料。
    每一个人都盖着毯子，宽大的棕黄色的羊毛毯子，
    灰蒙蒙沉甸甸的毯子，裹住了、盖住了一切。
    我觉得奇怪，停下脚步，默默地站着：
    然后以轻轻的手指，从最近的一个，第一个的脸上把毯子揭起：
    你是谁，这般憔悻而难看的长者，头发花白，眼眶深陷？
    你是谁；我亲爱的同志？
    接着走近第二个———你又是谁，我的孩子，我的宝贝？
    你是谁，可爱的孩子，双颊还像花一样鲜艳？
    再走向第三个——一张脸既不是孩子，又不是老人，非常安详，宛如美丽的黄白色的象牙；
    年轻人，我觉得我认识你——我想你这张脸就是基督本人的脸庞；
    死去的和神圣的，大家的兄弟，他又躺在这里。
    我把那打开的书搁在膝盖上，偷偷地瞥了德莱恩一眼。他脸上毫无表情，由于凝神注意仍然显得安详。从他的身上没有撞击出任何火花。显而易见，他与英语诗歌分手时的情况与英诗已经采用的这种奇特的形式距离太大了。我必须找到一种能把这种情况表现得明明白白，从而可以掌握这种不熟悉的手段的东西。
    一天夜里我奇怪地警戒在战场上，
    这时你，我的儿子和同志倒在我的身边……
    这首诗星光般的絮语在向前流动，含糊，执着；读着，读着，我的喉咙开始哽咽，双眼变得模糊。当我的声音落到最后这一行时，我心里说：“现在他又体验着这一切，又看到了一切——生平第一次知道别人也像他一样看见了这一切。”
    德莱恩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一会儿把左腿压到右腿上，一会儿又把右腿压到左腿上。一只手心不在焉地压着他那仔细熨烫过的裤褶，脸上仍然毫无表情。格雷的《挽歌》与这种难以理解的和谐之间的距离依然没有沟通。然而我并不泄气。我本来就不该指望他能理解它——一开始就不应该——除非借助最贴近的个人的感染力。我刚才打开的那页上是：“可爱而抚慰人的死亡，”现在我翻过去另找一页。我的倾听者又顺从地靠到椅子上。
    拿着绷带，水和海绵。
    径直奔向我的伤员……
    我把这首诗读完。然后合上书，再抬眼一望。德莱恩默默地坐着，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椅子的扶手。他的头微微地向胸前耷拉着。他的眼皮垂下来，正如我虔敬地想象的那样。我自己的心怀着一种虔诚的情感狂跳，这时我对这首常读的诗的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他有点胆怯地说，“这是他写的吗？”
    “是的。说不定正好就在你常见他的那个时候。”
    德莱恩仍然沉思着；他的表情显得越来越胆怯。“你们把它……呃……叫什么来着……确切地说？”他冒昧问道。
    一时间我十分困惑，然后说：“呃——诗……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由体……要知道，他是新诗体的创始人……”
    “新诗体？”德莱恩茫然应了一声。他吃力地站起身来，再没有从我手里要那本书。我看到他脸上露出要走的样子。
    “哎呀，过了这么些年又看到了他的肖像我真高兴。”他说；他走到门口停下来问道：“对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告诉了他，他露出一丝慢慢品味的微笑重复着这个名字。“对，正是这个名字。老沃尔特——那会儿大伙儿都是这么称呼他的。这家伙真了不起——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尽管我倒希望，”他以他最温和的责备口吻又补充说，“你没有告诉我他写了那些劳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