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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物的时候,教授讲,每个存在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捍卫物种多样性。翻闲书,哲学家讲,幸福的严格定义是多态,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还是偶尔想起陈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我还是间或想起蒜蓉的西兰花。
  于是我们期望改变,期望不一样。
  摘下眼镜,戴上墨镜,眼里的姑娘漂亮了,整个世界变蓝了。塞上耳机,推土机、轧路机的声音不见了,陈升在嚎叫:“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推开门,雪还没停,唯长安街一痕,景山一点,所有由现代城领导的“红配绿,赛狗屁”建筑,都被白色镇住。一觉儿醒来,窗户阴仄,雨疏风紧,想起年轻时候好多个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张脸能够长多少个包、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T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州。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茨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之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滥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糊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200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