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啊！在很远很远的那边，在河的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阴森的树林欢快地明亮起来，像盼着了期待已久的恋人，泛出了鲜艳的红晕。无数只鸟——有成群的麻雀、家燕和水鹬，也有不成群的白颈鸦，在树林上空惊喜地回旋，使微弱的霞光也令人眼花缭乱。太阳快出来了，今天是个好晴天。前面，在柳树、榆树、槐树和沙枣树的缝隙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庄子了。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庄子上的乡亲对他的尊重不如以前了，感觉到自外面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庄户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小“黄毛鬼”叫唤的：“要当家做主！”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希冀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只要求一块在集体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下全包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过去，他们需要他，因为他是从他们平凡的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现在，那种特殊情况过去了，他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平凡的庄户人。他们自己，要像这一片朝霞中的鸟儿，扇动起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翱翔了！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了郝三，想了韩玉梅，想了贺立德与尤小舟的过去和今天，甚至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和弟弟；回忆了他一生中的生离死别、悲欢沉浮，检视了那些只有他自己——或许还有韩玉梅——知道的秘密，他是个什么人呢？他真是“半个鬼”么？他觉得并没有为自己去谋取什么，庄户人常说：“籽种好，一半谷；婆姨好，一半福。”这话不假。他的婆姨是那样的婆姨，“一半福”从结婚那天起就注定报销了；另一半呢，也只是在为乡亲们的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尝到了点人生的乐趣；韩玉梅也就是从这点上爱上他的。要不，凭啥她要爱一个比她大十四五岁的老汉？
　　平心而论，他虽然没有像尤小舟那样拍案而起，秉公直言，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半辈子固然惊心动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这时，他又想起了上个月小麦淌头水时尤小舟跟他讲的话。
　　“你看这黄河水，”他们俩蹲在渠堤上，尤小舟似有所感地告诉他，“不管一路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什么粪便啦，血污啦，死狗烂猫啦，流失的肥料啦，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尤小舟看他不甚明白，又说：“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吧，从五七、五八年开始，就被人朝里头扔脏东西，我们自己呢，又做了不少蠢事、傻事、错事，可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怎么搞的呢？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像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他们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实并没达到‘全面’，要是真一竿子捅下来，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恐怕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维持不到一九七六年。正是因为上面，有周总理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自觉地抵制、缓冲，尽可能减少极左的危害，下面，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包括你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地在过滤这些脏东西，我们才能有所进步，有打倒‘四人帮’这一天，有三中全会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净化’。肮脏的东西总会被过滤掉，被沉淀下去……所以，现在咱们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决不强迫命令。我相信，除了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那些人，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是不是，你说呢？……”
　　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从自己回忆的深井里提取出了什么来呢？
　　现在，贺立德还把他拿来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例子，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还有那些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人把他当成抵制包干到户的挡箭牌……
　　“熊！”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啐了一口，“拿你们爱用的话说，我要跟你们那一套‘决裂’了！”
　　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农村，比他更敏锐地感觉到庄户人精神的变化。包干到户体现的不仅仅是庄户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庄户人的权利。过去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他对上面承担责任，他在上面“过滤”，而庄户人则是被动的，既没有权利也不承担责任。
　　“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利，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他想，“可话说回来，集体还是有集体的好处。该包给个人的包给个人，该由集体管的还得抓起来，比如吴尚荣的修理厂……”
　　太阳升起了，家畜开始吼叫起来，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起来庄严而洪亮。